評論：香港須以長期主義回應新形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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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mmary
林志鵬撰文指出，習近平在「紀念江澤民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」上提出要學習江澤民「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」，對今日香港具有現實啟示，尤其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之下，香港更需要以長期主義思考未來發展方向。 文章認為，特區政府首次制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（2026—2030）》，並主動對接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，正是香港嘗試建立中長期發展坐標的重要一步。
Key Points
- 習近平在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講話中，特別提到要學習江澤民「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」。
- 文章引述江澤民過往觀點，指看問題既要有「歷史的深遠眼光」，也要有「世界的全局眼光」。
- 評論指出，香港過去成功很大程度受惠於全球化、自由貿易、資本流動，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勢能。
- 文章認為，當前世界已不同於20、30年前，地緣政治摩擦加劇，產業鏈、供應鏈和資本流向持續調整，香港因高度外向而首當其衝承受外部風險傳導。
- 特區政府今年首次制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（2026—2030）》，公眾諮詢已於8月14日結束，政府爭取第三季公布正式文件。
Why It Matters
文章把五年規劃的價值放在治理層面，認為香港若只按每年財政預算或一份施政報告推進政策，容易出現政策割裂、朝令夕改的短期化問題。 在作者看來，香港未來不只要規劃「自己想做甚麼」，更要回答國家未來五年需要香港承擔甚麼角色，這涉及創科、金融開放、人民幣國際化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定位問題。
林志鵬在文章中把焦點放在「戰略思維」與香港治理能力之間的關係，認為香港今天不能只低頭處理眼前問題，更要抬頭判斷五年後、十年後靠甚麼立足。 他指出，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城市，既處於中國與世界交匯的前沿，也自然位於各種外部風險傳導的前端，因此單靠短期應對已不足以支撐未來發展。
文章特別談到，外界若仍以香港過去自由市場經濟的治理經驗理解五年規劃，認為市場經濟毋須規劃，便是把「規劃」理解得過於狹窄。 作者認為，香港需要的並非由政府決定企業生產甚麼或投資甚麼，而是在不確定性愈來愈大的世界中，建立一套相對穩定的中長期發展坐標，讓不同政策範疇能放進同一張發展地圖之中。
文章又以北部都會區、創科產業和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為例，指出這些工作都不可能在一年內見效，也不能只靠一兩項政策維持。 在作者筆下，人才、土地、教育、科研、產業與基建之間，需要跨年度、跨部門協調，否則容易出現今日啟動、明日調整的短期化施政問題。
在國家層面上，文章認為香港不能只思考本身想做甚麼，還要回答國家未來五年需要香港做甚麼，這正是對接「十五五」規劃的戰略意義。 作者提出，隨着國家發展進入新階段，香港角色也在變化，除了過去常說的「超級聯繫人」，還要進一步思考在科技創新、金融開放、人民幣國際化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之中，香港有哪些難以取代的功能。
文章亦回望江澤民處理香港問題的歷史，提到從香港回歸、亞洲金融危機到國際形勢急劇變化，香港從來不是在風平浪靜的環境中實踐「一國兩制」。 作者引述江澤民在2002年香港回歸五周年時的總結，指「一國兩制」完全行得通，特區政府具有駕馭複雜局勢的智慧和能力，「香港人是完全能夠治理好香港的」。
林志鵬認為，24年後重讀這句話，核心追問仍是香港應具備怎樣的治理能力。 在他看來，「港人治港」不只是管理好城市日常運作，更包括在複雜局勢中看清方向、在外部變化中保持定力，以及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香港位置的能力。 他把這種能力概括為治理能力，也是戰略能力，並認為香港開始更有系統地思考五年後、十年後的事情，正是面向下一個10年、20年所需要的「長期主義」。
林志鵬在文章中把焦點放在「戰略思維」與香港治理能力之間的關係，認為香港今天不能只低頭處理眼前問題，更要抬頭判斷五年後、十年後靠甚麼立足。 他指出，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城市，既處於中國與世界交匯的前沿，也自然位於各種外部風險傳導的前端，因此單靠短期應對已不足以支撐未來發展。
文章特別談到，外界若仍以香港過去自由市場經濟的治理經驗理解五年規劃，認為市場經濟毋須規劃，便是把「規劃」理解得過於狹窄。 作者認為，香港需要的並非由政府決定企業生產甚麼或投資甚麼，而是在不確定性愈來愈大的世界中，建立一套相對穩定的中長期發展坐標，讓不同政策範疇能放進同一張發展地圖之中。
文章又以北部都會區、創科產業和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為例，指出這些工作都不可能在一年內見效，也不能只靠一兩項政策維持。 在作者筆下，人才、土地、教育、科研、產業與基建之間，需要跨年度、跨部門協調，否則容易出現今日啟動、明日調整的短期化施政問題。
在國家層面上，文章認為香港不能只思考本身想做甚麼，還要回答國家未來五年需要香港做甚麼，這正是對接「十五五」規劃的戰略意義。 作者提出，隨着國家發展進入新階段，香港角色也在變化，除了過去常說的「超級聯繫人」，還要進一步思考在科技創新、金融開放、人民幣國際化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之中，香港有哪些難以取代的功能。
文章亦回望江澤民處理香港問題的歷史，提到從香港回歸、亞洲金融危機到國際形勢急劇變化，香港從來不是在風平浪靜的環境中實踐「一國兩制」。 作者引述江澤民在2002年香港回歸五周年時的總結，指「一國兩制」完全行得通，特區政府具有駕馭複雜局勢的智慧和能力，「香港人是完全能夠治理好香港的」。
林志鵬認為，24年後重讀這句話，核心追問仍是香港應具備怎樣的治理能力。 在他看來，「港人治港」不只是管理好城市日常運作，更包括在複雜局勢中看清方向、在外部變化中保持定力，以及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香港位置的能力。 他把這種能力概括為治理能力，也是戰略能力，並認為香港開始更有系統地思考五年後、十年後的事情，正是面向下一個10年、20年所需要的「長期主義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