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定位再思辨：由中間人走向合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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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mmary
夏建芳在評論中提出，香港這個「市場」在過去約兩百年間，經歷了三層疊進的功能演化，分別是「通道」、「聯繫人」與「合夥人」，而三者並非前後取代，而是沉積式共存。 文章指出，轉口貿易、跨境物流與金融中介至今仍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底盤，但在此基礎上，香港正被賦予更高層次的制度與戰略功能。 文中把1842年至1997年界定為「通道」階段，把1997年後至2020年代視為「聯繫人」階段，並認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、河套科創園區及「十四五」規劃八大中心定位推進，香港已進入「合夥人」階段。 作者認為，香港未來的韌性，不在於放棄舊功能，而在於讓三層角色互相支撐，減低單一模式受外圍衝擊時的脆弱性。
Key Points
- 文章指，殖民時期香港最核心定位是「通道」，貨物、資訊與人員都在此進出與中轉，角色由外部格局所界定。
- 所謂「通道」具有工具性、被動性與依賴性三項特徵，冷戰高峰期西方對華貿易幾乎都要經香港流轉，帶動香港在1950至1970年代長期高速增長。
- 回歸及「一國兩制」落地後，香港由被動物流節點升級為制度中介，從單純轉口走向規則與資本的主動對接。
- 文中以2018年放開同股不同權、接納新經濟企業上市為例，說明香港在上市制度改革上具備主動建構能力。
- 文章又提到滬港通、深港通、債券通相繼開通，令香港由單向資金輸出平台，變成內地與全球雙向資本循環的閘口。
Why It Matters
這篇評論的核心，不只是重新命名香港角色，而是指出舊有「聯繫人」模式的結構限制：它高度依賴內地與海外之間存在制度落差，而且兩端力量要大致均衡，香港才容易穩定賺取流量與制度差價。 一旦2018年後出現內地實力增強、國際資本信任轉弱的局面，香港作為中間人的套利空間便會被壓縮，甚至陷入「內地加大投入托底、外資卻視之為中立性下降」的循環困局。 在這個論述下，香港若要維持長遠發展，便要由單靠中介位置，轉向參與規則共建、承擔共同風險，並以「科創+金融」尋找新增量。
文章進一步指出，「聯繫人」模式之所以曾經成功，是因為1980至2018年間，內地一端急於出海，歐美資本一端亦積極部署中國市場，兩端力量相對平衡，香港得以在中間穩定獲取三重利差。 但2018年後，內地制度逐步對標國際標準，不再完全依賴香港作為唯一轉口節點；同時，內地資金經港股通持續南下，2025年南向淨買入額達1.39兆港元，創歷史新高。 相對地，文章形容國際一端因地緣政治升溫而持續走弱，歐美長線主力資金對香港的信任基礎，較2018年前明顯削弱。
在作者看來，這種「一強一弱」的新格局，正是香港必須升級的原因。 因為中間人模式的核心價值，在於維持兩端都接受的中立通道屬性；但當內地加大對港戰略投入時，外資可能把這種投入解讀為中立性受損，從而削弱香港原有優勢。 文章因此提出，「合夥人」模式不再依靠中立性賺取流量差價，而是透過參與規則制定，創造新的制度產品與增量。
文中把「合夥人」的內涵分為三層：第一，香港進一步進入國家戰略決策與執行圈層，直接參與大灣區整體規劃及河套園區管理運作；第二，發展模式由單做流量生意，轉向兼顧存量盤活與增量創造，從單一金融中心走向「科創+金融」雙輪驅動；第三，香港與內地之間不只是分工合作，而是權責對等、風險共擔的長期共建關係。
作者亦強調，三層角色不是互相排斥，而是互相支撐。 「通道」功能至今未消失，仍為香港提供穩定物流基礎與現金流；「聯繫人」模式也未過時，仍為香港累積制度經驗與國際市場信譽；而「合夥人」則被視為面向未來的新功能培育方向。 當其中一層功能受外部衝擊，其餘兩層便可發揮緩衝作用，這正是文章所說香港經濟韌性的來源。
文章最後提出「扇形隱喻」作為觀察香港戰略格局的框架，認為「通道」與「聯繫人」尚可用單點或兩點直線理解，但「合夥人」涉及三方互動，不能再以簡單兩端關係概括。 在這個框架下，香港不再只是站在內地與國際之間，而是要在多方互動中參與規則設計，從而重塑自身定位。
文章進一步指出，「聯繫人」模式之所以曾經成功，是因為1980至2018年間，內地一端急於出海，歐美資本一端亦積極部署中國市場，兩端力量相對平衡，香港得以在中間穩定獲取三重利差。 但2018年後，內地制度逐步對標國際標準，不再完全依賴香港作為唯一轉口節點；同時，內地資金經港股通持續南下，2025年南向淨買入額達1.39兆港元，創歷史新高。 相對地，文章形容國際一端因地緣政治升溫而持續走弱，歐美長線主力資金對香港的信任基礎，較2018年前明顯削弱。
在作者看來，這種「一強一弱」的新格局，正是香港必須升級的原因。 因為中間人模式的核心價值，在於維持兩端都接受的中立通道屬性；但當內地加大對港戰略投入時，外資可能把這種投入解讀為中立性受損，從而削弱香港原有優勢。 文章因此提出，「合夥人」模式不再依靠中立性賺取流量差價，而是透過參與規則制定，創造新的制度產品與增量。
文中把「合夥人」的內涵分為三層：第一，香港進一步進入國家戰略決策與執行圈層，直接參與大灣區整體規劃及河套園區管理運作；第二，發展模式由單做流量生意，轉向兼顧存量盤活與增量創造，從單一金融中心走向「科創+金融」雙輪驅動；第三，香港與內地之間不只是分工合作，而是權責對等、風險共擔的長期共建關係。
作者亦強調，三層角色不是互相排斥，而是互相支撐。 「通道」功能至今未消失，仍為香港提供穩定物流基礎與現金流；「聯繫人」模式也未過時，仍為香港累積制度經驗與國際市場信譽；而「合夥人」則被視為面向未來的新功能培育方向。 當其中一層功能受外部衝擊，其餘兩層便可發揮緩衝作用，這正是文章所說香港經濟韌性的來源。
文章最後提出「扇形隱喻」作為觀察香港戰略格局的框架，認為「通道」與「聯繫人」尚可用單點或兩點直線理解，但「合夥人」涉及三方互動，不能再以簡單兩端關係概括。 在這個框架下，香港不再只是站在內地與國際之間，而是要在多方互動中參與規則設計，從而重塑自身定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