譚香文誹謗案作供稱從未失職跟進居民聯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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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mmary
星河明居業主誹謗案續審，原告譚香文出庭接受辯方盤問時表示，自己在代表居民聯絡、轉達意見及跟進投訴方面從未失職。她稱，被告黃大昌曾至少40次以電郵及實體信件作出投訴，而她一直有回應及跟進，但不少問題屬管理公司權限，並非業委會主席可以直接處理。
Key Points
- 本案原告為譚香文，被告為黃大昌，案件編號為DCCJ445/2023，譚香文當日在庭上以英文作供，並接受辯方盤問。
- 辯方指出，黃大昌曾多次向星河明居管理公司發電郵，並抄送譚香文，投訴屋苑帳目未有向業主公開、管理報告水準欠佳，以及容許區議員在信箱擺放宣傳單張。
- 譚香文回應稱，她曾向黃大昌解釋自己只負責監督，並建議對方直接聯絡管理公司，或使用大堂的業委員信箱反映意見。
- 譚香文又交代，業委會由星河明居5名業主代表及荷里活廣場8名業主代表組成，最少須有7人出席才能開會，而困難在於未能動員足夠荷里活廣場代表出席。
- 辯方引述譚香文2017年向警方錄取的口供，指她當時稱黃大昌意圖取代其業委會主席位置，並可能因屋苑將進入二十年樓齡大維修期而從中得益；譚在庭上承認，這只是她對黃行為動機的揣測。
Why It Matters
案件爭議不只在於雙方言論是否構成誹謗，也牽涉業委會主席在私人屋苑管理架構中的實際權限與責任界線。 若法庭需要判斷相關言論是否有事實基礎，譚香文有否跟進投訴、以及她能否實際處理有關問題，將成為重要背景。
譚香文在庭上表示，黃大昌多年來就屋苑管理問題持續表達不滿，投訴方式包括電郵及實體信件，次數至少達40次。 辯方則指出，黃大昌的關注並非單純因個人落選業委會成員，而是針對管理公司帳目透明度、工作報告內容，以及屋苑公共空間是否容許政治宣傳物品出現等問題。 譚香文稱，她曾向黃大昌說明，自己作為業委會主席，角色主要是監督及顧問，真正掌握執行權力的是管理公司，因此她曾多番敦促管理公司經理跟進，亦建議黃直接與管理公司經理溝通。
就召開業委會會議的問題，譚香文解釋，業委會並非只由星河明居業主組成，還包括荷里活廣場的業主代表。 她指自己能夠動員星河明居方面的5名業主代表，但會議法定人數要求最少7人，因此若未能有足夠荷里活廣場代表出席，便難以成會。 她在庭上反問，在這種制度限制下，她還可以如何處理，藉此說明並非她不願召開會議，而是客觀上受制於人數門檻。
辯方亦提到，黃大昌其後在網上開設與星河明居有關的專頁，內容圍繞屋苑帳目混亂、損害業主權益等議題。 譚香文回應時表示，黃大昌不但向其公事電郵發送投訴，亦曾把投訴寄到其私人家庭電郵帳戶，令其家人感到擔憂，而她並不知道對方如何取得該私人電郵地址。 不過，她強調自己從來沒有封鎖黃大昌，對方一直可以透過電郵與她聯絡。
當辯方追問，既然黃大昌長期投訴，為何不安排面對面溝通時，譚香文表示，既然對方已能透過電郵接觸她，便已有溝通渠道，未必需要另行會面。 她重申，自己在代表居民聯絡事宜上從未失職，但有關投訴若涉及管理及執行層面，最終仍須由管理公司處理。 這一說法，與辯方試圖建立的另一個論點形成對照，即黃大昌的批評是否建基於他長期認為屋苑管理欠透明、而其意見又未獲充分處理的背景。
譚香文在庭上表示，黃大昌多年來就屋苑管理問題持續表達不滿，投訴方式包括電郵及實體信件，次數至少達40次。 辯方則指出，黃大昌的關注並非單純因個人落選業委會成員，而是針對管理公司帳目透明度、工作報告內容，以及屋苑公共空間是否容許政治宣傳物品出現等問題。 譚香文稱，她曾向黃大昌說明，自己作為業委會主席，角色主要是監督及顧問，真正掌握執行權力的是管理公司，因此她曾多番敦促管理公司經理跟進，亦建議黃直接與管理公司經理溝通。
就召開業委會會議的問題，譚香文解釋，業委會並非只由星河明居業主組成，還包括荷里活廣場的業主代表。 她指自己能夠動員星河明居方面的5名業主代表，但會議法定人數要求最少7人，因此若未能有足夠荷里活廣場代表出席，便難以成會。 她在庭上反問，在這種制度限制下，她還可以如何處理，藉此說明並非她不願召開會議，而是客觀上受制於人數門檻。
辯方亦提到，黃大昌其後在網上開設與星河明居有關的專頁，內容圍繞屋苑帳目混亂、損害業主權益等議題。 譚香文回應時表示，黃大昌不但向其公事電郵發送投訴，亦曾把投訴寄到其私人家庭電郵帳戶，令其家人感到擔憂，而她並不知道對方如何取得該私人電郵地址。 不過，她強調自己從來沒有封鎖黃大昌，對方一直可以透過電郵與她聯絡。
當辯方追問，既然黃大昌長期投訴，為何不安排面對面溝通時，譚香文表示，既然對方已能透過電郵接觸她，便已有溝通渠道，未必需要另行會面。 她重申，自己在代表居民聯絡事宜上從未失職，但有關投訴若涉及管理及執行層面，最終仍須由管理公司處理。 這一說法，與辯方試圖建立的另一個論點形成對照，即黃大昌的批評是否建基於他長期認為屋苑管理欠透明、而其意見又未獲充分處理的背景。